不过，我对姚先生最初的印象，只是觉得他与其他老师不同，很有个性，也很有趣。比如，别的老师上课时都把讲稿放在书包中，而姚先生却放在一个竹篮子里，提来提去。又如，在课堂上，他有时会站上半天，戴他的帽子，还把帽舌拉得低低的，几乎要遮住了眼睛，有时还会用手指当梳子梳头发。下课时也不说下课，等同学们说再见，常常提着篮子，边讲边走而去。而更多的时候是，觉得他似待人不太热情，沉默寡言，不多说话，三言两语，就把人打发了，对我们学习的指导也有限，不像我接触过的有的老师那样兴致勃勃，侃侃而谈。特别是上课格外严格，有一次上课，他提前几分钟就走进教室，站在讲台上，放下竹篮子，面无表情地环视教室一周，二话没说，就来了那么一句：“有没有到的啊？”同学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立刻紧张起来，整个教室鸦雀无声，所有眼睛齐刷刷地望向讲台上的姚先生。稍后，才看见他稍稍放松了面部的严肃表情，“有了点近人的感情”，继续说：‘刚才甲班课代表，把申请免看史学史（参考）书的名单拿来了，很多，干部同学、工农同学多些。国文基础不够好，但讲义要看好，笔记要记。假若有记的能力，不愿意记，那就不应该了，这就是红专问题了，要用红专关系来看……’”不等姚先生说完，同学们发出了一片笑声，觉得他把是否阅读史学史参考书，上升到“红专关系”的高度，所以都笑了。姚先生自己似乎也意识到，确实提得太高了点，于是也跟着“笑了”。

姚先生这里说的“干部同学、工农同学”，今天的人或许以为指的是班长、学习委员之类的学生干部，以及工农出身的同学吧，实际不然。我们那时的大学同学构成，与今天大不相同。今天的同学是清一色的高中毕业生，那时的同学，特别是我们这一届，则是由各占一半的两大部分组成的。当时，新中国刚刚成立，国家为了培养新型的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，在南方各省，如江西南昌、湖南长沙、湖北武汉等地，都创办有工农速成中学，专门招收一些没有上学机会，但参加过革命的“红小鬼”，以及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的革命烈士子女之类人员入学学习，经过几年的速成教育，便保送他们进了各大学深造。我们年级，有一半是这类学生，以及少数年龄尚不算太大，没有受过完整中小学教育，而又参加过革命工作的，也是经过考试的所谓调干生，另一半便是像我这样考入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了。姚先生所说“干部同学、工农同学”，就是前者中的一部分同学。一般说来，这部分同学年龄偏大，入学时大多二十七八岁以上了，有的还是两三个孩子的妈妈，除少数优秀分子外，多数学习比较吃力，他们多数都希望免去阅读较为深奥的史学原著参考书，以减轻一些学习压力。

姚先生所说的“红专关系”，指的是我们那个年代，上下一致认可的思想认识，即要走“又红又专”的道路。而所谓“又红又专”的含义，就是政治上爱国、爱党，拥护社会主义；思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坚持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，反对专门利己的个人主义；而且专业知识丰富，业务水平高，具有一流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；而不是走政治、思想上与此相反，仅有超强工作能力的“白专道路”。

对于课堂上姚先生这种似乎少有人情味的突袭之举，后来我发现并不是他的偶然之作。之后见多了我才恍然大悟，他这样做与其说是他的严厉表现，不如说是他对教学工作的责任心，实际另有奥妙。因为经他如此严厉一问，同学们一怔，精神也就高度集中了，这就为听好这节课奠定了良好的氛围。原来这是姚先生集中学生精神、专心听课所采取的特殊技巧。

的确，姚先生对教学工作，对同学负责的精神是一贯的。他对学习纪律，历来相当重视。有一次，他发现有不来上课的，还没开讲就先开口提醒我们了。说：“学习纪律，我们还是要明确一下，我看到有不来上课的，现在我还叫不出名字来，人我是认得的，以后班长上课时要检查一下人数，看到齐了没有？现在不认得，以后考试起来，我就认得了（下面一片笑声）。这是一门必修课，大家都要学的，这是一般常识。大家觉得不好学，要记，学历史就是要记，一些事实不记怎么行？现在有一种偏向，强调分析、概括，一点不记也是不行的，没有史实怎么分析呢？空空洞洞，人家也不信……下面我们就讲课。”而一旦发现有同学不认真听讲，还会立即暂停讲课，予以纠正。有一次，他发现一个同学打瞌睡，便突然迸［蹦］出这样一句话：“不要睡觉啊！”并不无责备地继续说：“你们睡觉，我在这里看得见的……学习是自己的事，要对祖国负责，对自己负责……有病，或有别的事情，就请假，干脆不要来，来了就要像个上课的样子，打起精神来……我还不是身体不好，你们看我这样子精神百倍，下了课我还不是爬都爬不动（讲到这里，同学们都笑了）。但是，讲课时应拿出精神来啊，这是一个任务，应有责任心。”然后才继续讲他的课。还有一次，姚先生看到有个同学无精打采，不好好听讲，又提醒说：“不要打瞌睡啊！”并从认真读书联系到交的作业上的问题，说：“有些人很不认真，以为我不看？我一个字一个字看，专门抄书也不好，你们抄那［哪］里的，我都知道。”

姚先生说他会“一个字一个字看”我们的作业，的确是事实，一点不假。他曾不止一次抽查过我们的课堂笔记，而且看得十分仔细，的确是一个字一个字看的，“凡有错误之处，都认真加之改正”。他发现一位同学的笔记，竟然“是抄别个的，别人的错了，她的也就跟着错”。第二天，他还在课堂上对抽查情况，进行了详细的评述。对有些同学的笔记，表示满意，说：“有的记得很好，知道速记。”但讲得更多的，还是他“不满意的”。说：“怎么记的啊，也可以说是很荒谬的。”然后拿起粉笔，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：“寒帝文武……教室里爆发一片笑声”。 再回过头来说：“宪章文武，怎么写成‘寒帝文武了呢’？当然，也许是我写得不端正，但讲义上有的，也应该改过来呀。恐怕是没有复习，要复习啊。学习是自己的事，我们强调自己。你们不是经常说，要自觉改造（思想）吗？学习也是要自觉的。如果有些人近视的话，就坐到前面来，前面的坐位让给他们。当然有些人不愿坐前面，坐后面好不记笔记，老师看不见。’立刻又是一阵愉快的笑声。”此事之后，姚先生还先从自己做起，每次“写黑板”时，“总是把周围的文字擦得干干净净，突出刚写的文字，让大家看得清楚了”。

正因如此，有同学课后这样评论姚先生：“他是教书又教人，有些老师就不是这样子的嘞”。另一同学补充说：“×先生就是这样，上了课就走过来走过去的低着头，只管讲他的，管你下面打瞌睡还是什么。”同学们的观察、评论并不错。姚先生的确会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教我们做人的原则，如有一次在课堂上，他针对有同学嫌课讲得太慢，说：“不能讲得太快了，要讲详细的，因为要从大多数人的角度出发，为大多数人着想，如果为了少数程度较好的同学，勿［忽］视了大多数同学，这就不对了。”实际上，他是在以身作则，教导我们做事，要为“大多数人”着想，照顾“大多数人”的利益。临毕业分配工作时，我们去看望他，他又先给我们打预防针，谆谆教导并嘱咐我们，要“服从”国家分配，“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”，要继续学习、锻炼，“坚持下去，是会作出成绩的”。

二

姚先生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，还体现在对我们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指导上。在这方面，我是有亲身体会的。我的学年论文，因为读了点马、列论历史人物的文章，当时历史学界又在热议历史人物评价问题，就自以为是地自选了个怎样评价石达开天京出走问题的题目。我在一次向姚先生汇报想法时，就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，引经据典，“大讲马克思、列宁怎么说，然后是石达开又如何”，满以为能得他的好评与认可。可姚先生见我讲的都是一些马列词句，少有与之相应的石达开的具体事实，于是笑着告诉我：“研究历史，不能从观点出发，必须从钻研大量的史料出发，在钻研史料的基础上，得出合符马列主义的结论。”姚先生的教导，让我懂得了研究历史，不能预设观点，必须从钻研史料做起，通过历史事实得出合符马列主义的结论。后来，他们近代史教研室的老师们举办历史教学和科研问题的座谈会，为写好论文，我也去旁听了，听到了老师们的精彩发言，颇受启发。如汪贻荪老师就如何“选择科研题目”问题发表意见说：“选择科研题目应在这三方面考虑：1.争鸣的，大家都在争论的问题”。“2.批判性的。如批判现代修正主义、反动思潮等”。“3.结合教学的。这样能提高自己，突破难关、重点。”姚先生则就史料的“真实性”问题发表意见说：“私人通信中的史料真实性最大，一般的档案尚比不上它，因为有些人为了地位等往往在给上级的材料里不说真话。如有些将军明明打了败仗，却报告上级说胜了。但在私人通信中即就往往会说真实话了。”汪先生的发言，让我感到学年论文是“争鸣”性的，毕业论文是“批判性的”，“选题还是选对了”。而姚先生的发言，则让我懂得了研究历史，还要注意辨别史料是否真实。不仅当时给了“我最大的启发”，就是今天也还是我极为珍惜的精神财富。

至于毕业论文，起初，我连题目都找不到，十分着急。姚先生先是让我读一本中文译著，今天已记不起具体书名了，只记得是美国人马士写的，讲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，很厚的一本书，字数不少。我也认真读了，但还是想不出什么题目。当我去他家里商讨这个问题时，“他问我他指定的书是否看完了？我就把看了什么书数了一番，表示我读完的书，对于他的要求来说（还）是有增无减”的，并提出我“找不到问题的苦恼”。然而，姚先生“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，反而向我提出了问题：南京条约以前，中英订过什么条约？”我一时慌张，“竟回答不出来。他微笑着看我，等待我的回答”。而我则为自己答不出来而“惭愧，不敢看他微笑的脸，只是低着头”。姚先生似乎“理解我的心情，不久就说话了：‘怎么忘了，穿鼻和约！回去还要把基本东西弄通，不然，就没办法深入，不要怕吃苦，做学问就要有吃苦的精神。这不是件容易事啊。当然，也不要看得很神秘。’”由于我实在想不出什么题目，后来他就直接给我出了个题目，叫《琦善与鸦片战争》，并告诉我，资料方面可看道光朝的《筹办夷务始末》等书，重点要注意琦善对“穿鼻和约”的态度。原来，从他先前布置我读马士的书，再到问我“南京条约以前，中英订过什么条约？”他一直都在引导我做鸦片战争方面的题目。这时，我才想起姚先生是研究鸦片战争的著名专家，曾对魏源所著《道光洋艘征抚记》进行过逐段考证，写成《道光洋艘征抚记考订》（1955年作重要修改后更名为《鸦片战争史实考》）一书。做这么一个题目，既可从他这本书中学习论文写作方法，又能得到他最好的指导，因此，尽管没有思想准备，对做这样一个题目，仍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。

姚先生还时刻不忘检查我们的论文写作进程，而且检查得十分仔细。在一次检查中，他在“在我的名字下写着：论文初稿已完成，需要审阅资料卡片。”意思是他还要“审阅”我摘录的“资料卡片”有无不妥。他“一个个检查完”各人的写作进度等情况后，“又问道：‘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’解答了各自的问题（后），又嘱咐：‘争取（第）九周以前交上来，没问题吧。要抓紧，现在是第三周，不要拖。以后，你们很忙，有考试，要毕业了，还有别的工作，影响了别的工作就不好。当然，毕业论文也是一门课，也要搞好。’”当时就让我感到，姚先生不但是一个极为重视自己的工作，还是一个不忘兼顾系里其他工作，胸怀“全局”的人。

而姚先生对我们论文习作的批阅，虽然方式上与别的老师有所不同，如教我们世界现代史的张继平老师批阅他指导的学生的论文，就会“不遗余力的［地］帮学生改稿子，整段整段的改，那［哪］里要怎样修饰都加以改正。改多了，怕学生看不清，还能［会］几页几页地（重新）抄写一遍。”姚先生则完全相反，“对学生的稿子，他一个字也不改，可以不费力气就帮助改正的错别字，他也只在错字下面划一红线，究竟正确的是什么，即要你自己去想，去改正。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不认真，他还是很负责的。对资料一个个的对照审查，有个学生就是写错了一个注子［释］的页码，就被他找出来了。”

姚先生为什么采取这种批阅方式？我一时不能理解，直到快毕业时，有一天和一个同学去他家里玩，他引我们上楼至书房，“谈起了（我们的）毕业论文（问题）”，他说你们两个的“还好，要求也不高，主要是要通过这使你们掌握独立工作的方法”。又说：“你们现在写了论文，这是个很好的锻炼，是以后发展的据［起］点，掌握了方法，以后你们无论分去搞什么工作，都有好处。是个基础，以后搞业余的也行，有了爱好就好了。当然，光从爱好出发也不行。不过，你如果看到它就伤脑筋，那怎么谈得上作好学问呢？”在谈到另一个同学的论文时，则流露了出些许不满意的情绪。说：“他差些，不用功，我叫他去大（图书）馆找本《东方杂志》，补充的［点］材料，他没有看，懒得很。”还说我们三个人的评分“三样”，一个“优”，一个“良”，一个“及格”，“这是实际的，我评分是很公正的”。这时，我才知道姚先生希望我们都能刻苦学习、做事，也才理解他所以对我们的习作采取一字不改的原因，实际是为了更好培养我们的独立工作能力。

我的学年、毕业论文习作，虽然写得很幼稚。现在看来，甚至还很“教条”。因为当时强调“阶级斗争”，很重视家庭出身，对石达开的天京出走，也过分强调了这一点。对琦善问题，也没有什么创见，只是依据当时大力批判鸦片战争中投降派的时代特点，从道光朝的《筹办夷务始末》中，找了些材料，力求证明他是个投降派而已。但姚先生阅后，念我“认真看了书，思考了问题，把书上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了”，出于鼓励我树立信心，继续努力的目的，还是给予了肯定。说：“写得不错。”“这是一口气写下来的，是自己的话，我一看就知道，不是东抄西抄的。”后来，又在来信中说：“优点在于是从史料出发，初步体现‘史论结合’的原则的。当然在史料还有待充实，观点也还有欠妥的地方。”因而两篇习作都给了“优秀”的得分，也很让我激动了一阵子。

其实，姚先生在课堂上，有时显得很严肃，但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这样，有时还是很幽默、诙谐的。有一次，他写板书，写“妇女”两个字，写完“妇”字时，说：“你们看，现在妇女地位提高了吧，已能把一座山扳倒了。”意指右半边是个歪到一边的“山”字。引得同学们一阵哄动大笑。有时还会故意提些问题，以活跃课堂气氛。如有一次，讲着讲着，便节外生枝地提问说：“‘孔子叫什么名字啊？学的都还给先生了。’然后又在微笑中开始讲解。这些小插曲既活跃了课堂，又使大家的注意力更集中了。”至于课后，就更随和了。有一次，我与同学到他位于“珞珈山武汉大学二区六号”（今已拆建，不复存在了）的“家里玩，我们远远走去，认识我们的他的孩子进屋去了，原来姚先生在洗家人吃了饭的碗筷，这时被孩子接过去了。”一个大教授，饭后洗碗筷，毫无家长作风。而在与我们谈话聊天过程中，我们发现他也非常随便，他的坐姿站势，毫无约束，完全处于自然状态，“有时架起腿，有时盘着腿，有时又将右脚踏在椅上，右手挽着膝盖，有时还将一腿向后勾着，成跪状。”姚先生如此随意，我们自然也就无拘无束了。这次闲聊，“他的话题很多，谈得很高兴，七时多了，我们才离去，他送我们至门口。”还有一次，因为过春节，同学们给他送过年画，他却不在家，没有见着面。他在检查我们的毕业论文的写作进程以后，还特地谈起此事，向同学们表示歉意。说：“上次很抱歉了，你们来了两次，因晚上搞得太晚了，第二天就起不来。我那小孩也不懂事，等我下来，你们已走了。第二次，我又不在家。也不必去花钱啰，以后我们在学术上互相帮助就是了。”其实，姚先生“是个外表沉静，内心热情的人”。

三

1963年6月12日，我们上完最后一节课。然后是毕业教育和鉴定。8月24日，我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武大母校，与一行分配到北方各地的二三十位同学，一起乘火车北上，奔赴北京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（今中国社会科学院）近代史研究所。抵京后，我也如人之常情，向各方亲朋好友和武大母校的老师去信报了个平安。万万“没有料到”，“我在北京收到”的“第一封信，竟是姚先生的”。我捧在手里，“怀着激动的心情反复看了几遍”，始终舍不得放下。

姚先生首先告诉我：“这次分配工作，我曾参与商讨，把你们六人分到科学院，是经过科学院、武大领导以及有关教师的郑重考虑的”。原来，姚先生在毕业分配上还推荐过我们六人。接着便热情地鼓励我们：“你们能到科学院去工作”，“无论资料方面，理论方面和指导力量方面，都比在武大时好多了”，在这里“进修学业，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，你们前途极光明。责任也很重大，要发挥青年特有的革命干劲，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”。并针对所里安排我们整理满铁剪报资料一事，语重心长地教诲我：“现在你在整理剪报资料，正是基本锻炼。我们研究历史，就是要从实际资料出发，从史料中形成观点，才是真正的‘史论结合’。虽然资料内容，可能是有关现代史方面（的），但我们要知道现代、近代在中国史都是民主革命史，应该打通，刘大年、黎澍等同志论文早已说清楚这个道理，我想你是知道（的）。刘大年同志在《历史研究》第三期中的论文《中国近代史诸问题》，应很好学习一下。我现在把这篇论文规定在教研室里全体人员学习讨论，结合毛主席有关论文学习一个月到两个月。他俩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，他们的论文，我个人是每篇都仔细学习，并以之为科研、教学的指南。”对于我未来的工作方向问题，则表示：“我的意思可参加中国近代史组。当前为了需要，搞整理现代史资料，对于研究中（国）近代史并不冲突，而是很好的基本锻炼。”最后是他的殷殷嘱咐和期待：“不要胆怯，不要自卑，我们武大毕业生在学习方面，理论方面，是有一定基础的……以后你有什么在研究上、学习上的问题，仍然可以写信来，不要客气，我们的师生关系，并不因为离开学校而终止。因为，我们的工作目的都一同的。”“望你努力工作，做出好成绩来，那就是我的最大安慰了！”

此后，姚先生还曾多次来信，继续鼓励我“发愤努力”，对所里培养青年的严格要求，“不要害怕，马克思说过，只有不畏艰苦的人，才能攀登科学高峰。刘大年同志所说必须坐冷板凳，才能吃到冷猪肉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前年我也听范老说过这样话。总之，科学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。必须艰苦奋斗，百折不挠，才能取得成就。”而得知我即将去农村“劳动实习”后，又为提高我对“党中央的干部下乡下厂政策”的“认识”，来信教导我：“研究历史的基本条件，除了理论、外文和一定历史常识而外，更重要的，不可缺少的，那就是坚定的立场和鲜明的观点，辩证的方法。这除了学习理论而外，（还）必须参加实践。”而“劳动实习，对学历史的人说来，正好是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法的最好锻炼”；又建议我“读一读毛选里的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及其他有关著作。把感情［性］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，只有不断实践，不断提高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无产阶级理论战士”。并表示他衷心盼望我和其他武大同学，“在这次锻炼中，为党为人民服务得更好，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迈进一大步”。接着，还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：“根据以往参加土改、调查党史等实践经验”，我“深切感觉到和农民群众共同生活是对自己最大的考验，也是提高阶级觉悟的最有效的途径”。表示他虽已“年迈，如有机会下乡，还想争取下去”，说他“参加调查党史后和革命老人及乡村干部生活在一起，思想上确有不少提高，可是时间久了，很有回生的感觉，有必要再回炉一下”。

在我离开母校的日子里，的确如姚先生所说，“我们的师生关系”，并没有因我的离校而“终止”。但就我的感受而言，与其说是姚先生把我当学生，不如说是当朋友。因为他除了像在校时那样为我答疑解惑外，还会向我分享他的喜闻乐见和思想感受。1964年5月20—30日，他赴京参加近代史学术会议后，就曾兴奋地告诉我：这次学术会议，“除整天讨论论文而外，还听了田家英、周扬等领导同志的报告，对今后工作方向有了更清楚的认识，是鼓午［舞］也是督促。此后将老当益壮地在历史领域的阶级斗争中充当一名哨兵，坚决与一切资产阶级史学思潮作斗争，重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，武装头脑，一面总结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经验，一面驳斥一切帝国主义分子、修正主义者对中国历史和人民的歪曲诬蔑。我认为这是当前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责无旁贷的战斗任务呵！”又说：“这次来京参加会议，写了一篇关于农民革命的文章，草率得很，不过作为门票用来参与会议而已，以后将就初稿上继续修改补充。”并告诉我，他对北京“已久未观光，这次看到各项新建筑，首都的新兴气象，给自己以极大的鼓午［舞］力量”。到了国庆前夕，他得知我将赴甘肃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，除了再次以他“土改和调查党史等运动”，使他在“阶级观点，群众观点”方面，大有进步的经历，教导我要认真抓住这一难得的锻炼机会外，还遗憾地告诉我，武大文科师生也都下乡前往德安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，可他的报名，却“未被批准”。为此，他为“教师墙报写了几首诗”，并录下作为送我“出征西北的贺词”。其一为：

“贺国庆兼送出征诸同志

建国于今十五秋，红旗招展遍全球。东风压倒西风阵，砥柱中流反现修。

十万雄师下德安，参加社教斗潜奸。四清五反英明策，牛鬼蛇神定扫完。”

其二为：

“斥赫修

乞和修正太荒唐，美帝何曾把尔忘。误认贪狼当阿舅，终归送死带头羊。

红旗马列举中央，战友五洲集一堂。笑尔赫光真妄想，螳螂撼树不思量。”

“文化大革命”发生后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我与姚先生的联系也中断了。直到1979年11月，因撰写《中华民国史》而外出搜集资料，才又有机会重回武大向姚先生请教。长期分别后的再次见面，没法用文字形容我是多么兴奋，多么激动了。而姚先生得知我是为国家交给近代史的任务撰写民国史，而外出搜集资料的，自然就更高兴了。他告诉我武大图书馆所藏民国史资料有限，原因是抗战时期学校西迁四川乐山时，运送图书资料的一艘轮船在长江被日机炸沉了，损失极大；要我多跑些地方，同时到湖北省图书馆、档案馆和其他学校的图书馆查一查；还像招待久别的老朋友一样，在家设宴，热情款待我，让我既感动，又很过意不去。然而，更为遗憾的是，怎么也没料到，这次相见竟成了我与姚先生的永诀。

多年以来，无论我在校，还是离校，姚先生始终不遗余力，无私地教我知识，教我做人，教我做学问，也对我充满期待，希望我“努力工作，做出好成绩来”。无奈孺子不可教也，我在近代史所工作这多年的岁月里，虽也无时不铭记姚先生的教诲于心，且力求践行于各项实际研究工作之中，但是，惭愧得很，仍然辜负了姚先生的期待，并未做出多少“好成绩来”，让姚先生失望了。

尊敬的姚先生，如果真的还有来生，那就让我再做您的学生吧。我一定以百倍的努力做得更好些，以稍稍弥补一点您今生对我的失望。

2023年4月18日写就

（作者系十大赌博老品牌网站校友、原《近代史研究》主编）